花坤所乘的K282次列车晚上20点40从上海出发，无座，要熬过整整1天14小时59分，才能抵达2625公里以外的四川广元，而那，只是回家的第一站。这一路太过漫长，他想自己也许需要一个充电宝，让手机电量尽可能撑久一点。不过，这个想法很快被女摊贩的怒气消灭。
面对记者的采访，花坤起初显得有些困扰：“不会吧，难道又要出名了。”他一年前曾在公园遭遇过一次采访，原因不详。但他还是很快打开了话匣子。93年出生的花坤，从小没有见过母亲，跟着婆婆（指奶奶，作者注）和爸爸长大。高二那年，花坤决定外出谋生。先去了乌鲁木齐，在一个工地上做水电工，但他很不适应，转而来上海投奔干妈。如今在浦东一家火锅店配菜、刨肉。
在上海，花坤发现自己大受欢迎。“川福园火锅店啊、超级玛丽KTV啊，好多人包括老板都知道我小花，关系不错，他们都叫我花总！”花总婉拒了记者加他微信的请求，原因是自己的微信号“花花公子”总有女孩来加，“粉丝太多了，感觉挺烦的。”他也担心自己长得太帅，记者对他产生好感。
花总同时不满的，还有记者的摄影技术。“你们拍得实在太难看了，如果要发表我的照片，我这里有拍好的。”他从行李箱掏出厚厚一沓照相馆写真，露指手套加流苏短靴是标配。他在写真中时而双手抱胸、时而托腮沉思，有的照片因为过曝而看不清五官。花总告诉记者，这些照片是为了留给老家的婆婆做个纪念，也为了“将来结婚用”——他想相一个可爱、身材好的女孩，“像蔡依林那种的。”
闲聊片刻，花总的目光被一个背着吉他的白衣少年吸引，他主动过去攀谈。白衣少年和他一样，一眼望知经过精心打扮：白色皮草外套敞开着，露出白色T恤，白色皮带、白裤再加白鞋，头发还有刚剪过的局促感，身边某大牌样式的行李箱甚是醒目，是花200多在公司旁边买的。白衣少年身份证上叫郭健，他不喜欢，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：郭潇宇。
郭潇宇来自安徽安庆，在浦东一家电子公司当流水线工人。吉他课算公司福利，每周末晚学两小时，一年学费300多。“我自己本身非常热爱音乐，可是唱歌难听，就想找一个乐器学起来。”这是郭潇宇说得最完整、清晰的一句话。只有18岁的他，还是第一年外出闯荡，工作是自己从招聘广告上找的，来上海是只因“发展前景比较大”。才刚上过几节吉他课，郭潇宇还不能弹出完整歌曲，但他很想好好学下去，“起码学到六七级”。身上这把旧吉他是公司的，他特意带上火车回老家，不耽误过年期间练习。
比起花总久经世事的熟练，郭潇宇显得稚气、内向得多。花总悄悄告诉记者，“那个人太害羞了，害羞的人是不会红的。要会说、会演、会唱，就像迈克杰克逊你知道吧。”但他仍十分羡慕郭潇宇能够学习吉他，“我以前也会弹，自从从事了餐饮行业，很久没摸过了。”他向记者谈起观看选秀节目心得：吉克隽逸会红是因为包装得好，张杰会红是因为有谢娜。花总筹划已久，准备去参加“中国好声音”，就唱汪峰的歌，摇滚是他的爱。
“我们玩音乐的人就两个字：孤独。我在上海没有最亲的人，除了干妈，其余的都是浮云。在外打工时间长了，还是会孤独，孤独时我就唱歌。要不是家境不好，我早把吉他学出来了。”花总忽然有些忧郁，偶尔凭空做出弹吉他的动作。在他和记者大谈孤独时，郭潇宇有些不知所措，拖着行李箱从候车室的门口默默走到左侧，站了一会，又走到右边去独自站着，直到被“召唤”回这次谈话。“吉他这个东西，我还要好好向你请教的。”花坤主动上前一步，拉住郭潇宇的手摇了摇，把郭潇宇冻红的手捏得泛白。他热情邀请郭潇宇和记者年后去他所在的火锅店聚聚。
春运时节，上海火车站6号候车室的高分贝广播几乎没有停息片刻。所有人说话都大声地像在吵架，交谈显得格外困难。两个少年在这巨大嘈杂声中，结束了一段短暂相逢。很快，火车就要启动，将载着同样孤独的他们，奔向不同的目的地。还好，还有旧吉他和梦随行。
